清代前期满洲八大著姓家族研究（一）

作者：常越男

发表日期：2021年12月05日

　　摘要

　　自古王朝创立离不开世家大族鼎力相助，清朝的创建亦有赖于满洲世家大族的支撑。其中的瓜尔佳氏、钮祜禄氏、舒穆禄氏、赫舍里氏、他塔喇氏、觉罗氏、佟佳氏、纳喇氏尤为显赫，即所谓八“著姓”。八“著姓”家族以归附早、军功卓著、参与文化建设、与皇室联姻等为特征，成为辽左望族、满洲新贵，主要有军功型、文化型、驻防型三种类型。其先祖忠于皇室，将家族命运与帝业紧密相联；其核心人物或集团与皇族保持密切的君臣关系，他们承袭世职、配享太庙、入昭忠寺、贤良祠，与皇室通婚，后代得到清廷重视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，君臣一体，良性互动，家族因而得到发展，并对清朝的政治取向影响颇大。八“著姓”家族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。清初皇族内部、八旗内部的派系斗争，直接影响了八“著姓”家族的兴衰，反映了八旗氏族影响力逐渐削弱和皇权加强的动态变化。

　　关键词：满洲；著姓；君臣互动；家国关系；

　　后金开国，涌现出一批军功卓越的满洲勋戚之臣。入关后，逐渐发展形成一批满洲世家大族，尤以八个“著姓”[1]最为显赫。他们以归附较早、军功卓著而发展为满洲望族，成为后金和清前期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。作为满洲世家大族的代表，他们将家族利益与国家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，在军事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发挥扛鼎之力，成为清朝的砥柱。有关满洲世家大族，以往研究中有“满洲世家”“满洲贵族”“八旗贵族”等称谓，涉及满洲世家大族的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，[2]其中以满洲八“著姓”家族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要少。[3]本文以满洲八“著姓”家族为研究对象，分析其特征，揭示家族发展与满洲君臣关系、家国利益的关联，以期对清前期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。

一、满洲八“著姓”家族的类型与特征

　　清朝的建立和巩固，离不开满洲世家大族，他们在清前期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十二月，乾隆帝初政伊始，认为“八旗满洲，姓氏众多，向无汇载之书，难于稽考”，[4]要求满洲大学士会同福敏、徐元梦等详查八旗姓氏，编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一书，此中也有“满姓不彰，将来必有数典忘祖之一日”[5]的忧虑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名义是满洲之谱，针对满洲氏族，将“勋旧戚畹”与“庶姓”并载，标注八个“著姓”———瓜尔佳、钮祜禄、舒穆禄、赫舍里、他塔喇、觉罗、佟佳、纳喇，显示了官修谱牒的倾向性。“著姓”界定了满洲精英阶层，其中“勋业最著者，冠于一姓之首”，[6]一姓氏的首位传主，被认可为该氏族的杰出代表。列于一姓之首的家族较为强盛，由此在同一姓氏之内，区分了等级。八“著姓”家族被编排在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的突出位置，与他们在后金、清初的卓越贡献密切相关。这些家族主要有军功型、文化型、驻防型三类。

　　（一）八“著姓”大族以军功型为主，此类家族以军功卓著的先祖为形象代表。如瓜尔佳氏费英东家族，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，舒穆禄氏扬古利家族，他塔喇氏岱图库哈理家族，伊尔根觉罗氏赫臣家族、阿尔塔什家族，佟佳氏巴笃理、扈尔汉家族等。

　　以瓜尔佳氏费英东、钮祜禄氏额亦都、舒穆禄氏扬古利、佟佳氏扈尔汉为代表的“著姓”家族，先后参加了后金、清初的一系列战争。如天命四年（1619）的萨尔浒之战，钮祜禄氏额亦都、瓜尔佳氏费英东、舒穆禄氏扬古利、佟佳氏扈尔汉等“争先赴敌”，对战争大捷做出贡献。崇德五年（1640），爆发了持续将近三年的松锦大战。伊尔根觉罗氏赫臣的长子克福“追杀敌众至锦州城南高台，斩获无算”。[7]顺治元年（1644），清军入关，钮祜禄氏敖德“三入山海关”，[8]瓜尔佳氏奇玛禅“命以护军从大兵入山海关，阵亡”。[9]

　　很多八“著姓”子弟还参加了征讨农民军、统一全国的民族征服战争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十一月，“三藩之乱”爆发。八“著姓”子弟参与了平乱，如纳喇氏金台石家族的穆占、吴丹，孟格布禄家族的马缉、喀尔启，他塔喇氏岱图库哈理家族的宜里布等人，是平叛的重要满洲将领，军功卓著。康熙中期，西北发生了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，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，康熙帝三次亲征。大批八“著姓”的子弟随驾出征，据统计，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有21人参加了这次战争。[10]在乾隆帝标榜的“十全武功”的系列战争中，也有一批八“著姓”子弟从战。伊尔根觉罗氏乌什哈达先后征缅甸、金川、台湾、廓尔喀等处，“历百战而成功”。[11]嘉庆时期平定五省白莲教起义，伊尔根觉罗氏的承禄曾在湖北、陕西、四川边界追剿教匪，因功得超等功牌二次，蒙恩加副将。[12]总之，八“著姓”将士在满洲贵族打江山、守江山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军功家族的成员由军功而入政治，成为清廷枢要权臣。后金、清初设置五大臣、八大臣、十六大臣、议政大臣、辅政大臣等文武中枢之职，其人选多考虑人品、能力、功绩、家族出身，满洲著姓家族的成员是重要组成。国家政权稳定之后，部分满洲大家族成员担任封疆大吏，参与地方治理，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力。

　　（二）文化型家族致力于清初政治文化建设，对满蒙汉文化交融发展做出贡献。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，满洲广泛地吸纳先进的中原传统文化，八“著姓”成员自身文化素质普遍提高，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化名臣，致力于清初政治文化建设，或以科举起家，对满文的创立、史书的修纂、翻译、满蒙文化交流有贡献，以文学、史学等形式为统治者传输儒家政治文化。如赫舍里氏希福家族深受蒙、汉文化影响，舒穆禄氏徐元梦家族、伊尔根觉罗氏顾八代家族、西林觉罗氏鄂尔泰家族等受汉文化影响尤大。

　　后金草创之初，文化相对落后，随着军事战略部署的实施，统治者逐步体会到发展文化事业对政权稳定的作用。天命时期，涌现出一批被赐号“巴克什”[13]的文臣。所谓“巴克什”，“亦作榜式，亦作把什，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”，[14]“犹汉人言‘文儒’云”。[15]这一时期巴克什的执掌没有明确分工，主要负责文职性工作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所载赐号“巴克什”有13人，[16]其中9人来自八“著姓”。这一时期，满洲统治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加强国家文化建设的必要性，“巴克什”们是其得力助手。

　　天聪三年（1629），设立“文馆”，职掌翻译典籍，记注本朝政事，“分命满汉儒臣，翻译记注，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，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焉”。[17]钮祜禄氏库尔缠召直文馆，“编纂国史，有功记注”[18]；瓜尔佳氏罗硕、瓜尔佳氏刚林等“命直文馆”。[19]他们积极翻译汉书、记注当朝政事。天聪十年三月，改文馆为内三院，即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、内弘文院，分任职掌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所记内三院大学士13人，[20]其中有7人是属于八“著姓”；谥号为“文”有15人，8人为八“著姓”成员。[21]

　　康雍乾时期，八“著姓”家族有入值内阁、翰林院等文化色彩浓厚的职能部门，或充任经筵讲官，传授经史传统文化；也有任职于国史馆、实录馆、四库全书馆等部门，投身于史志的纂修。他们还积极参加科举考试，考取进士。如康熙年间钮祜禄氏德龄、拉都立；雍正年间钮祜禄氏查克丹[22]；乾隆年间瓜尔佳氏吴达善[23]、瓜尔佳氏依兰泰[24]、钮祜禄氏瑞保[25]、叶赫纳喇氏那淳、达林[26]；嘉庆年间伊尔根觉罗氏图隆阿[27]、恩科进士伊尔根觉罗氏成格[28]等。

　　文化型家族，致力于向满洲高层决策者传达一种政治信念与政治文化，提供借鉴。

　　（三）八“著姓”中的驻防家族，承担“移民实边、驻防之任务”，[29]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。如赫舍里氏洼尔达家族、乌海家族，他塔喇氏贝楞额家族等，他们既有未能从龙入关而驻守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等地的满洲家族，又有入关后由京旗拨往边地的家族。这些并不显赫的家族，顺应战略军需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调遣迁移，作为八旗驻防，守卫边疆，为边疆的稳定起到作用。将这些满洲家族迁出京师，也是清廷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策略之一，八旗兵丁在驻防地衍生人口，“驻防而以为家”，[30]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京师的八旗生计压力。

　　总之，清前期的八“著姓”家族扎根八旗，屡立卓著的军功，参与重大军国战略决策，着力政治文化建设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二、君臣良性互动与八“著姓”家族的发展

　　八“著姓”家族的功绩推动了其家族的发展。活跃在后金、清前期军事、政治领域的八“著姓”家族与爱新觉罗皇族保持密切的君臣关系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，君臣一体，良性互动，休戚与共，家族因而兴旺。

　　早期满洲社会有淳朴的忠主观念，八“著姓”家族秉承忠主、忠君意识。他们的先祖们忠于皇室，心系君上，将家族命运与帝业紧密相联。这些典型家族的代表人物，费英东、额亦都、扬古利、扈尔汉等，皆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“古出”（满文gucu，朋友之意）、起兵之初忠诚的追随者。他们扈从努尔哈赤左右，辅政征战，建国创业。清帝给予八“著姓”开国功臣优渥的待遇，家族也获得清帝的青睐与恩养。

　　从封爵及赏赐奴仆、土地、牲畜、金银、绸缎、布匹等，到后来授予官爵厚禄，世袭佐领，成为满洲社会的显贵，这些大姓家族稳定地立足于清朝上层社会。那些忠于君主、砥砺臣节的功勋大臣，被赐予世职世爵、配享太庙、亲临赐奠等。其中以“开国勋臣之冠”[31]费英东、额亦都、扬古利等人为著。

　　后金开国元勋的子嗣承袭世职。例如扬古利（超品公）、费英东（三等公）、额亦都（一等子）的子孙中，扬古利的次子塔瞻袭超品公后，缘事削超品公为一等公；额亦都的后代图尔格、阿里衮、丰升额等陆续进爵为二等公、一等公；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念及费英东的功劳，对其后代加恩晋封为一等公。

　　配享太庙，也是勋臣的一种殊荣。崇德元年，始建太庙，以费英东配享，“我朝异姓勋臣，侑飨清庙，以直义公为首”。[32]同时，“太宗文皇帝追封公为弘毅公，配享太庙”。[33]顺治九年，顺治帝命为费英东、额亦都立碑。[34]此后，又命扬古利配享太庙。[35]八“著姓”诸臣配享太庙，因其“佐命元勋，汗马百战，功在旂常”。[36]

　　清帝亲临赐奠也是笼络满洲大臣的重要举措。从康熙三十七年开始，清帝在历次东巡中，先后七次亲自对额亦都、扬古利、费英东等满洲大臣赐奠。康熙三十九年，敕立《开国佐运勋臣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亦都碑》，另有赋诗赞颂。乾隆帝东巡期间，御制诗文，褒奖功勋，宣扬君臣之义。

　　东巡赐奠之后，清廷施恩，荣及后代。道光九年（1829）八月，道光帝诣盛京。此前，要求吏部题报开国功臣后裔的职名清单，吏部题报了费英东的后裔4人：“一等信勇公•委散秩大臣盛桂、銮仪卫冠军使盛筠、福建按察使岳良、湖北宜昌镇总兵珠尔杭阿。”额亦都的后裔9人：“御前侍卫•内阁学士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吉伦泰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•銮仪使博克顺、三等承恩公•委散秩大臣盛福、一等公•头等侍卫巴雅尔绰克托、三等承恩公•佐领和世泰、乾清门头等侍卫景行、安徽安庆营副将长喜、阿克苏办事大臣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长清、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萨迎阿。”扬古利的后裔2人：一等英诚公•领侍卫内大臣•镶黄旗蒙古都统福克津、銮仪卫云麾使•乌鲁木齐领队大臣玉芳。[37]这些著姓家族的后代，得到了相关的赏赐。如费英东后裔盛贵扈从皇帝至盛京，“晋散秩大臣，并赏花翎黄马褂”[38]；銮仪卫冠军使盛筠“加恩赏戴花翎，并赏穿黄马褂”。[39]

　　入昭忠寺和贤良祠，是清廷对有功大臣的一种肯定。雍正二年，雍正帝敕建昭忠寺，祭祀开国以来“致命立功、尽忠报国”[40]的名臣，弘扬劝忠之典，抚恤殉节功臣。御制昭忠寺碑文中指出：“朕惟疆场用命，因敌忾以效忠；行阵争先，值临危而殉节。追寻壮概，殊切轸怀。载建丰碑，用光崇祀……悬之巨榜，表厥忠勋。锡以纶章，昭兹节烈。”[41]雍正八年，又下令于京城内白马关帝庙之旁，选择吉地，特建庙宇，命名贤良祠，入祠之员需“才德著闻，完名全节者”。[42]一部分八“著姓”家族成员因军功卓著或德才兼备，入祀昭忠寺或贤良祠。贤良祠落成当年，满洲大臣入祀5人，他们是大学士图海、都统赉塔、尚书顾八代、尚书玛尔汉、总河齐苏勒。其中顾八代为伊尔根觉罗氏、齐苏勒为纳喇氏，来自八“著姓”。入祀祠者，为忠诚体国、效忠宣力的典范。以钮祜禄氏为例，十六房遏必隆支九世音德、十世阿里衮父子，分别于雍正十年十一月、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入祀贤良祠。皇帝对他们的评价是“端方恪慎，王事克勤”[43]、“实属为国宣力之人”。[44]瓜尔佳氏尼雅济布家族的吴达善、舒穆禄氏徐元梦家族的舒赫德、伊尔根觉罗氏赫臣家族的伊桑阿、西林觉罗氏的鄂尔泰[45]等人，在乾隆年间皆入祀贤良祠。

　　乾隆朝平定回部、准部后，于紫光阁图画功臣像，自此成例。列入功臣的重要将领，是在战场上效忠国家的榜样。如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十六房遏必隆支的十一世特通额、特成额、十房益尔登支的十二世索诺穆策凌等人，被列为功臣，图形紫光阁，绘入功臣像。

　　对于勋旧大臣的后代，清廷亦有相关的政策倾斜。清帝选拔“著姓”大臣的子弟担任领侍卫大臣、侍卫等职。“爰选其子弟，命曰侍卫，用备宿卫侍从”，[46]统于领侍卫内大臣。清前期，“领侍卫内大臣向以亲信大臣充补”，[47]“以王公勋戚大臣为之，位极尊崇，如汉魏前后将军之秩，职綦重焉……若御前侍卫，多以王公、胄子、勋戚、世臣充之，御殿则在帝左右，从扈则给事起居，满洲将相多由此出”。[48]八“著姓”中涌现了一批领侍卫内大臣。根据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进行统计，八“著姓”家族中，担任过领侍卫内大臣的瓜尔佳氏有费英东侄子鳌拜、瓜尔察（瓜尔佳氏费英东之侄），孙颇尔喷（费英东之孙），侄孙纳穆福（费英东侄孙），曾孙富尔丹、哈达哈（费英东曾孙）等；钮祜禄氏有额亦都之子益尔登、遏必隆，孙阿灵阿、音德，曾孙讷亲、阿里衮、噶都、萨穆哈、阿尔松阿，元孙特成额等；舒穆禄氏有扬古利次子塔瞻、孙艾星阿、曾孙富善、元孙海金、曾侄孙巴浑徳等；赫舍里氏有索尼长子噶布拉、三子索额图、五子心裕、孙常泰等；他塔喇氏有岱图库哈理的元孙额尔金、曾侄孙阿密达等；西林觉罗氏有鄂尔泰等；佟佳氏有巴笃理家族的伊勒慎等；纳喇氏有苏克萨哈、苏克萨哈之子查克旦等。

　　这些满洲大臣子弟深受信任，扈从皇帝左右。三藩叛乱时，钮祜禄氏噶都（额亦都曾孙）掌管禁内守卫，“乃相度禁闱，严设守卫，日夜侍景运门四十余日，衣不解带，不时巡察，未尝一时少怠，禁内极为严肃”。[49]佟佳氏的伊勒慎从乾隆中期开始担任领侍卫内大臣，数十年驭下有方，尽职尽责。“先恭王与之交最契，尝言公虽无赫赫名，然驭下最严肃。每早朝，黎明，公独正襟坐中左门，将入直侍卫按簿呼唱，朝服佩刀，率之以入，有迟至者，令其次日自负幞被出以辱之。景运、隆宗二禁门内，非奏事入待旨及上所宣召者，虽王公大臣不许私入。故当时禁御严警，有终身列部曹而不识乾清门者。自公故后，日渐废弛，至有侍卫旷班，累日不至。”[50]八“著姓”领侍卫大臣们以“禁御严警”来守护主上，尽忠职守。

　　清帝对这些功臣子弟，多有赞扬与激励。如崇德六年，钮祜禄氏额亦都第十六子遏必隆，跟随皇太极征明，至松山，与明经略洪承畴作战，英勇搏击，皇太极大加赞赏：“巴图鲁之子，仍巴图鲁也。”[51]乾隆中期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，十六房十世的特成额、十一世的丰升额战绩卓越。乾隆帝称赞特成额：“惟谓世家而多纨绔，后生可畏，不忘祖父。是予所嘉，是予所怜。愿予世臣绵此万年。”[52]并赞丰升额“无愧乃祖巴图鲁公额宜都之风”，[53]“征剿金川，奋勇著绩。嘉其克绍祖风，于公号加‘继勇’以旌之”。[54]“继勇”二字，表达了乾隆帝对满洲世家的期待，希望他们能继承先辈传统，前赴后继，为国效力。

　　对这些“大臣之子孙”，清帝另眼相看，格外留意。顺康年间，张玉书为额亦都第十子益尔登所书墓碑中，称颂清廷对世臣子弟“长养培护，传之累叶”，而额亦都父子“以至勇为父，以忠直为子，其为不朽”。[55]康熙三十年，额亦都家族的十房十一世渥式哈，被选为二阿哥侍从。康熙帝指出：“渥式哈乃大臣之子孙，有气概，汉伏好，当善遇之。”三十九年，康熙帝御景山，与诸王大臣议论，提到：“以前大臣多存私念，彼此结怨，不能一心为主。惟公遏必隆可称一心为主，甚属敬慎。继之者，惟英赫资之父（嘎都）一人。今鲜其人矣。”[56]对额亦都家族的遏必隆、噶都进行褒奖，将他们作为大臣的榜样。雍正元年，拣选各部郎中优劣，十房十一世的恒德列于其中，雍正帝指示“恒德系大臣子弟，朕保其必能管教属下”，[57]授参领，显示了对世家子弟的偏爱。

　　此外，皇室与八“著姓”家族的通婚，亦体现了皇帝对家族的重视。通过与皇室婚姻，巨室之家与皇室增加了姻亲纽带，提升了家族的政治地位，此处不赘述。

　　得到皇家特殊恩荣的“著姓”子弟们，也经常对清廷表达本家族的忠荩之意。乾隆八年，乾隆帝东巡，亲奠钮祜禄氏额亦都，随后该家族的后代有多人上奏谢恩。镇守直隶泰宁等处地方总兵官公元认为先祖“蒙列圣宠荣频赐，实旷世难遇之恩”，表达了“竭尽驽骀，继先臣之遗志，益思勉图报效”[58]之心。广州将军策楞的奏折中，提到“惟有务竭驽骀，勉图报称，并期阖族人等一举一动咸思逾格之主恩。随事随时克尽当官之职守，冀仰报于涓埃，藉答圣主洪恩于万一耳”。[59]

　　“一心事主，忠诚不二”，是八“著姓”子弟得以褒奖、家族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同时，对于八“著姓”子弟干预皇权的行为，清帝会毫不容情地给予打击和惩罚，有时亦念及一部分人为功臣之后，曲赐保全。以瓜尔佳氏为例，费英东、鳌拜之后，因祖先的军功，获得一定的优待。康熙八年，瓜尔佳氏鳌拜因结党专擅被治罪，议政王大臣等列鳌拜三十项大罪，论大辟，并籍其家，其子纳穆福被论死。康熙帝念其“效力年久，不忍加诛”，纳穆福免死。对于鳌拜之弟巴哈，亦念其“宣力年久，贷其罪，并免籍没”。[60]康熙五十二年，康熙帝念及辅佐开创的功勋大臣们，对鳌拜子孙加恩赏给一等阿思哈尼哈番，对鳌拜之罪予以一定的宽免。雍正五年，雍正帝又下令将鳌拜的一等公爵由达福承袭。九年，给予美名“超武公”。此外，费英东元孙哈达哈、五世孙哈宁阿，在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的战役中获罪。乾隆帝“重念费英东勋劳，不忍刑诸市”，[61]命赐自尽。鳌拜坐罪之后，钮祜禄氏遏必隆曾一度被治罪，因其是顾命大臣及额亦都之子，得到赦免。

　　清前中期对满洲大臣的优容与奖惩，是清帝治官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呈现出与汉官管理的差异。乾隆中后期，官方对“臣节”的强调，调整了此前对满洲获罪大臣的优容政策。如鳌拜子孙在康、雍两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赦免，乾隆帝却对其进行了否定评价。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指出：“朕惟大臣为国宣勤，功铭钟鼎，尤当深自敛抑，律己奉公，以保全终始。况以辅臣，躬承顾命，翊赞机务，更宜小心谦谨，不可稍涉纵恣。”他斥责鳌拜自恃权柄，擅权违法，邀结党羽，残害大臣，罪迹多端。“若不覆其功罪，明示创惩，在鳌拜一家之侥幸所关犹小，而后之秉钧执政者，无复知所顾忌，将何以肃纲纪而杜奸邪乎”？[62]遂下令待袭鳌拜公爵之德生出缺后，停袭其公爵，但仍法外施恩，给予一等男爵，世袭罔替。这体现了清中后期对皇权至上的强调，满洲传统的氏族影响力逐渐减弱。